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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本教科书的主要更改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由来

新华网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一直强调日本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而极力回避作为加害者对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开始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右翼文人借机对教科书开刀，不断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否认侵略，复活皇国史观。教科书问题由此产生。

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有日本人主张日本应该正视在战争中所犯过错，并承担责任。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起诉日本政府对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提出不合理修改要求，开始了他与右翼历史观长达３０多年的斗争。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曾要求执笔者家永三郎对《日本史》一书中的８处记述进行修改和删除。例如对“南京大屠杀”，文部省要求加入日军的行为“发生于混乱之中”、并要求删去关于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内容。此外，文部省还要求删除有关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记述。家永三郎对此举不服，并于１９８４年状告文部省。这场针对“教科书审定违宪”的诉讼得到了２００多名历史学家的支持，并且迅速影响到了出版界、法律界、政界，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有关日本历史观的大论战。

１９８２年春，经日本文部省提出修改审定的一批教科书，其中有关近代、现代史的记述部分，不少内容歪曲史实，隐瞒真相，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发动祸及整个亚太地区的那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例如将对别国赤裸裸的侵略篡改成含糊其词的“进入”等等，从而严重地伤害了受到侵略祸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这件事理所当然地激起有关国家人民的强烈义愤，也遭到日本人民和朝野有识之士的同声谴责。

当时，中国政府严正指出：承认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严肃对待历史事实，汲取有益教训，并以此正确地教育子孙后代，才对日本自身有利，中日友好关系也才能顺利、持久地发展下去。

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写入‘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与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认识迄今没有丝毫变化。”谈话还表示：“日中联合声明的这一精神，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和审定教科书时，理应受到尊重。日本将充分倾听中国等国对我国教科书中有关此类问题的批判，并由政府负责纠正。”

１９８６年还曾出现过一次右翼修改教科书的高潮，遭到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压制。９０年代中期，以战后出生的第二代右翼分子为后台，右翼学者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开始掀起新的修改教科书潮流，直至现在。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大事记

１９８２年：

７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中国就此问题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在日本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审定中“当然应该受到尊重”。

１９８６年：

５月底，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省书《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议会审定“合格”。此后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批评，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纷纷要求日本文部省修改这一歪曲史实的教科书。

６月７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杨振亚约见日驻华使馆代办，就新编日本历史教科书表示我严正立场，并递交了外交部备忘录。

７月７日，日本文部省最后批准了经过多次修改的《新编日本史》。日本政府四次指示和敦促作者修改原书，中曾根首相也多次强调要按照１９８２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精神修改此书。由于日本少数人的阻挠，至使重新修改和审定工作拖延了一个月，最后基本按政府意见进行了修改。不过，从最后审定的结果来看，这本书仍然没有完全尊重历史事实。还有人指出，修改后的教科书仍然没有明确承认过去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

１９９３年：

１０月２０日：东京高等法院对原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就日本史教科书提出的第三次诉讼作出判决。判决认为，文部省要求家永对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日本的侵略”等问题的修改或删除“有损于教科书记述的完整和准确，因而违反了日本宪法”。

在这次审理中，尽管法院对删改“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作出了“违法”的判决，但对七三一部队等问题，法院仍坚持认为“根据当时学术界的研究结果，文部省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合适的”。法院还认为，从１９４８年开始的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不违宪。

１９９９年：

４月２２日，《产经新闻》报道，经日本政府同意大阪书籍出版社和文教出版社将中小学教科书中反映当年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换掉，以图掩盖日本侵略者的历史罪行。

１１月１０日，日本东京书籍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决定，删除中学教科书历史部分中“从军妓女”一词中的“从军”二字。

２００１年：

３月４日，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进行１３７处修改，然后将予以放行。

３月１６日，日本地方史研究协议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朝鲜史研究会、日本现代史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历史科学协议会、历史学研究会和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等８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政府审定批准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美化日本侵略、歪曲历史事实的初中历史教科书。

４月３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审定“合格”。

７月２日，鉴于日本各在野党和民众团体的强烈反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向政府提出修改其主编的新初中历史教科书。

７月９日，日本政府宣布，由于没有发现明显违背史实之处以及日本史学界存在不同说法，不能根据中方的要求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进行进一步修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表示，日本政府的决定显然是对右翼势力的袒护，也背离了自己迄今在历史问题上的做出的表态，中方不能接受。

８月１６日，据朝日新闻社发表的调查结果，日本全国的市、区、町、村立学校没有一校采用“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以及同样涉及历史问题的《公民》教科书。采用“编撰会”的学校不是“采用地区”教委决定的，而是由都教委和县教委决定的。在私立学校中，大约有６校采用“历史”和“公民”教科书，而另有２校只采用“公民”教科书，采用率尚不到１％。

本外相町村信孝日前声称，将要求中国改善反日历史教育。日本传媒也发表评论，无端指责中国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然而，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送审的《新历史教科书》却大肆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歪曲亲华历史，宣传中日历次战争责任都在中国，大肆煽动对中国的仇恨。　

　　又到了4年一度的教科书审定时间，在4月上旬教科书审定结果出炉前，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送审的《新历史教科书》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因为《新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有民间团体将其称为“凶化书”（与“教科书”一词的日语发音相同），纵观该教科书的内容，“凶化”可谓恰如其分。根据这次曝光的送审本内容，其“凶化”程度变本加厉，充满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亚洲支配观、对他国优越感和本国中心史观，同时隐瞒加害事实、充满了受害者意识，大肆宣扬侵略有理，侵略有功，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肯定日本发动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并且歌颂日本国民积极投身战争的献身精神。　

　　教科书内容曝光之后，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韩国已经掀起了批判浪潮。至于送审本为何曝光，有一种说法是编撰会故意泄漏出来的，因为送审教科书泄漏是史无前例的，将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应，反而会扩大编撰会在社会上的影响，从而达到推广自己教科书的目的。而编撰会和一些右翼媒体则指责左翼人士和民间进步团体泄漏了样本，是为了阻止该教科书获得审定通过。　

　　从新送审本的内容来看，该历史教科书在有关侵略历史的叙述上更加暧昧和倒退，而且俨然将自己打扮成了受害者。教科书还一如既往地特别注重煽动对中国的仇恨，而且将这种仇视情绪一直追溯到古代。　

　　关于中日历次战争 声称责任都在中国　

　　关于与中国之间的历次战争，教科书的描述俨然是由于中国的责任。　

　　关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2001年版教科书不提日本首先在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而用暧昧的“日清两军发生冲突，日清战争开始了。”这次送审本则进一步歪曲事实：“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关于“二十一条”，2001年版将该事件叙述为“日本让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带有强迫的含义，同时指出：“英国和美国提出了抗议，二十一条要求分为五款，第五款是希望条款，被作为秘密。第五款要求接受日本人作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以及大量购买日本制武器。这虽然是希望条款，也是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做法，是轻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行动。”但这次送审本却用了“要求”，删掉了强迫性含义和英美抗议的内容，而且还歪曲宣称：“中国方面期待列强的介入，向国内外泄漏了极为机密的谈判内容，而且在5大条款中，将并非正式要求的事项也列入，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名称，中国国内的反日舆论开始高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当时的反日完全是中国政府制造谎言引起的。　

　　关于“九一八”事变，2001年版说：“关东军炸死满洲军阀张作霖后，希望加强对满洲的控制，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的事态。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在这种情况下，石原莞尔等一部分关东军军官制定了通过军事占领整个满洲解决问题的计划。”此次送审本则变成了：“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主语变成了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而不是日本的步步进逼，表明是关东军精心策划的句子也删除了。　

　　在《日中战争》一章中，新送审本比2001年版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着重指出：“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中日战争是共产党阴谋挑唆起来的。关于卢沟桥事变，2001年版教科书说：“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一早，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进入战斗状态。虽然当时人们希望现场解决，但是不久日本方面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了动员令，此后进入了持续8年的日中战争。”但是新送审本这样叙述：“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中国方面继续开枪，进入了战斗状态。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也就是说，旧版本尚承认日本大规模派兵在先，新版本则将卢沟桥事变完全算成中国的责任，是中国方面扩大了事态。　

　　从教科书的描述来看，中日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中国，日本反而是受害者。此外，新送审本继续将8年战争描述为“目的不明的泥沼战争”，完全抹煞了日本希望灭亡中国的阴谋。　

　　对外侵略不称“侵略” 大书特书日本损失　

　　教科书对日本自古至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从来不用“侵略”二字，对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也称为出兵，右翼学者可笑地辩解说，为何不用侵略，是因为秀吉根本没把朝鲜看在眼里，不过是借道，真正的目的是征服中国明朝。对于殖民统治朝鲜，新旧版本都强调朝鲜像一只手一样伸向日本，如果被其他国家控制，日本将受到威胁，并且将沙俄在朝鲜北部建立的伐木场称为军事基地，为自己吞并朝鲜正当化制造借口。唯独对于苏联在二战后期出兵中国东北，教科书毫不吝啬地用了“侵入”、“侵攻”等字样。　

　　对于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2001年版说：“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在战争中发生过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行为，日本也不例外。战争中，日本军队在进攻的地区，对于俘虏的敌国士兵和平民进行了不当的杀害和虐待。”也就是说，即使日本干了坏事，也不过彼此彼此。新送审本则仅仅说：“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未再提日本军队所犯罪行。　

　　关于南京大屠杀，2001年版的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节的正文中的括号内加了一句话：“（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将大屠杀以“事件”一词轻轻带过，但是在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又以稍小的字体介绍：“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的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很多中国民众。但是关于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被发现有很多疑点，存在各种见解，现在仍在争论。”这就使括号中的那句话进一步大大折扣。但是，在送审本中，括号中的那句话被删除了，只是在一张名为“因巷战而遭到破坏的上海市区”的照片上面用小字注解重复了上面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教科书进一步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而且几乎不会使读者注意到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　

　　相反，教科书对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则大书特书，2001年版教科书在“战争的惨祸”一章中，将日本作为加害者所受的损失与受害国并列，但是用很大篇幅介绍了东京大空袭的问题。新送审本则不再提受害国的损失，而是单纯强调日本的损失，并且将日本的损失与“两大极权主义的牺牲者并列”，强调指出“不能忘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牺牲者，远远超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对东京等多数城市进行不加区别地空袭，并且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而且，苏联撕毁日苏中立条约，侵入满洲，不断发生掠夺、杀害日本平民的暴行，包括日军俘虏在内的约60万日本人被强制带到西伯利亚，被迫从事严酷的劳动，约有10％的人死亡”。　

　　为战犯鸣冤叫屈 鼓吹侵略“造福”亚洲　

　　同时，送审本继续将盟军对日本的统治称为占领统治，而且改变了2001年版用较小字体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非法性的做法，用与正文等大字体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非法性，为战犯鸣冤叫屈，同时认为“直到今天，评价也未确定”，显然是企图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　

　　教科书同时大力宣传日本造福了亚洲，是亚洲的恩人。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增加介绍了八田与一在台湾南部兴修水利，造福了台湾人民。李登辉访日时就特意到石川县的八田与一故居参观，对此感恩戴德，与右翼分子情投意合。在赞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的同时，2001年版教科书和送审本都企图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对台湾的主权。　

　　对于国内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的举动，一些日本人往往说这是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但是对于这样的教科书，如果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显然表明日本政府对这种言论的赞成，也必然会引起受害国的抗议。2001年版教科书审定时，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未改变美化侵略战争的本质。文部科学省如何制定审定意见，正式上市的版本将是一个如何的面目，人们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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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韩国人跟我们一样有着血与泪的过去，仇日情绪远比我们高涨，但并不意味着人家就不跟日本人做生意。2003年日本对韩国出口额346.8亿美元，差不多是进口额的两倍。跟韩国情况相类似的还有以色列，当年纳粹疯狂屠杀犹太人，可现在的以色列的第二贸易伙伴是德国，同样的进口大于出口。网络上流传的“韩国人抵制日货”、“以色列不用德国货”的谎言便不攻自破了。

　　任何国家都不会用民族情绪来阻碍国家间正常贸易交往。2003年中日贸易额超过1300亿美元，对日本贸易中出口的大都是农作物等初级商品，而进口的却是高科技产品，一旦关上贸易大门，中国所蒙受的损失将远远高于日本，孰是孰非，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还有一个事实被忽略了，市场上的日货，绝大多数除了品牌外，其原料、生产、销售均已本地化，与国货无异。日企里雇佣的是中国工人，守法纳税，利润的大部分用于提高员工福利和扩大再生产。再来比较一下某些所谓的民族企业，赚到的钱全用于老板一个人的吃喝玩乐，而不顾工人死活，两者之间，谁更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抵制日货，岂不“劣币驱逐良币”？

　　引进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今天我们可以抵制日货，却会因此而大大伤害了扎根中国多年的其他外企。

在某个层次上说，抵制日货谈不上什么爱国，这只属于一种无聊的、低级的感情宣泄，正如阮次山先生告诫我们，中国的青年一代应多一点大民族主义精神。

韩国人的抗日精神我们是可以借鉴的，而且说到抵制日货，韩过人比中国人有骨气，当初日本车如韩市的时候质量，设计都好过本地车，而且价格便宜，还不是一点。可是韩国人就是默默的支持国货，直到有了今天的现代，大宇行销世界。我们肯吃这个亏在市场上放弃性价比高的日本货，支持一下还不太过关的国货吗？而中国企业被支持后真的可以将利益返回给消费者，将利润投入研究，投入管理，提高效率，质量。真的成为民族英雄。或者我是孤陋寡闻，中国的有钱人不少，不过还没有一个企业家被冠以民族英雄的名头，哪怕是象征性的。
2001年4月，日本文部省放行右翼历史教科书，韩国政府召回大使、严词抗议，韩国民众游行不断，焚烧日本国旗，抵制日货，韩籍慰安妇出面控诉，韩国议员东京街头静坐绝食……

　　韩国政府与民众在这次日本教科书事件中的不屈不挠、决不姑息令世人瞩目，更让暗渡陈仓屡屡得手的日本政府大伤脑筋。韩国国力远逊日本，经济发展所需日本处极多，但韩国人并不愿“灵活外交”、拿民族尊严换日元，挟愤懑情绪而行霹雳手段，正是韩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

　　身处海洋与大陆之间、半岛环境中的韩国，腾挪的空间是有限的，自古承受着强大的外界压力。近代以来，韩国不断受到日本侵略，并一度成为其殖民地。地缘上的不利和曾经苦难的历史，使韩民族对外极为警惕，也造就了其人民敏感、自尊、刚烈的民族性格。

　　韩国人具有超乎寻常的敏感性格，对外洞察力十分敏锐，故而常能在第一时间作出令人目眩的反应。这和朝鲜半岛的战略位置以及韩国长期处在大国外交利益碰撞下进行惨淡经营的经验有密切关系，韩国也因此接连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对外交极其敏感的政治家。

　　不仅政党领导人如此，而且国会议员、妇女领袖、企业精英、大学教授等社会各界的头面人物都有这种素质。3月金大中访美，未能就阳光政策取得布什新政府的明确支持，韩国学者随即指出美朝关系会大幅度后退。果然不久后朝鲜发布的公报就明确要求驻韩美军“滚出朝鲜半岛”，从而结束了关于朝美关系升温的所有想象。

　　日本显然低估了韩国朝野的这种敏感素质。4月中旬日本文部省放行右翼教科书，认定日本在向右转的韩国朝野迅速作出强烈反应：群众走上街头、学生包围日本驻韩使馆、政府召回驻日大使崔相龙、日本国旗被到处焚烧。现崔相龙虽然返回了东京，但是怀里揣着正式的抗议国书。

　　韩民族的自尊心强烈而且专一。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一向宣讲韩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能力最优秀的民族；也一直认为朝鲜半岛是世界儒文化的传播中心，日本在文化上只是韩国的学生等等；对于韩国被日本吞并的历史，韩国人不愿多谈，而更强调金九等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的功绩，以及韩国如何帮助美、苏、中等大国取得二战胜利。

　　日本右翼编撰的历史教科书把当年的日韩合并条约认定为合法，意味着整个朝鲜半岛曾经是日本的领土，日本有权在其行政管辖范围内驻军、征税、征兵、征慰安妇和开发战略物资。如此，韩国独立运动志士的抗日活动、韩国和朝鲜的光复以及韩朝两国向日本的索赔，倒好似是不合法的了。韩国朝野如何能够忍受这样的污辱，当然要作出最强烈的反应。

　　韩民族的性格极其刚烈，表面看来是不知变通，实际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肯姑息。在涉及到民族尊严的问题上，韩国人的情绪更会不顾一切地如火山般爆发，直至拼个鱼死网破。如驻韩美军在汉江偷偷排放污水事件被韩国媒体曝光后，韩国民众的抗议持续一月有余，驻韩美军最后不得不按韩国政府的要求向韩国民众道歉。

　　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发生后，日本驻汉城使馆、驻釜山总领事馆每天都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同时，韩国民众自发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行动，韩国政府的对日交涉也迅速升级。4月中旬韩国外长韩升洙与韩国总理李汉东先后发表言论指斥日方行径，金大中总统也一再强调韩日关系的正常化是建立在日本对以往侵韩历史谢罪的基础上的，这在1998年他本人访日时和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共同签署的《韩日联合公报》上有着白纸黑字的体现。

　　根据金大中讲话精神，韩国外交通商部拟定了一系列对日报复计划，如派遣抗议使节团、中止两国军事交流计划、禁止右翼日本人士入境、支持民间大规模索赔、推迟向日本开放文化市场等。而韩国议员金泳镇赴东京日本国会大厦外绝食抗议达一周之久的行为更突显了韩民族的刚烈性格。

　　在韩国朝野“抗日”运动如火如荼的同时，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也终于落幕，小泉纯一郎成为自民党的新领导人并将接任日本首相。小泉上台后，除了要理顺森喜朗给他留下的内政杂务外，当务之急是要妥当处理正处于十字路口的日韩关系。而要处理好对韩关系，便要了解韩民族不惧强富的自尊性格。尽管从地缘上讲韩国是离日本最近的国家，从经济上讲两国甚至已经在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蹉商了；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两国也都是美国的盟友，布什入主白宫后也加大了美国对韩、对日关系的重视程度。可是，四月教科书事件以来，日韩关系急剧恶化，使所谓的美日韩三角根本无法成形，东北亚局势产生新的变数。

从韩民族的性格来看，韩国政府尤其是民众恐怕不会随时间而熄灭怒火、冷却激情，日本方面作出一个交代是在所难免的了。可是，宣布如当选就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能有诚意去解决这一问题吗？面对敏感、自尊、刚烈的韩国人的抗议潮，小泉纯一郎又能拿出怎样的高招来呢？我们拭目以待。